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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他?丨84岁陈方正与杨振宁的相遇
人物故事
徐珊 公共事务部 2023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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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部

5月27日14:00,一场关于当代物理学大师杨振宁的重磅讲座,即西湖大学湖心讲堂特别呈现•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第二讲,将在西湖大学云谷校区学术会堂亮相。

面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杨振宁的百年人生,有谁能够引领我们迈入这位跨世纪科学泰斗的传奇长河,从中一览大师风貌,“洞察时代、传承学术、理解人生”?

于这一场特别讲座而言,这个答案,是陈方正。他将以《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为题,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讲演。

陈方正

为什么是他?

翻开他的简历,只字片语描摹出了一名学者的社会身份: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中国文化书院导师。1939年生,1949年随家人迁居香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物理学学士及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物理学博士。

而在这些头衔背后,有更为有血有肉的故事:陈方正既是杨振宁近六十岁后才结识到的好友,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老朋友。


杨振宁的好友陈方正

在2019年杨振宁夫妇露面的一次朋友间的聚会上,今时的中国文化书院院长、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的夫人尹捷感慨:杨先生是一个装满了故事的盒子。陈方正也携夫人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当即补充道:杨先生本身就是个故事。

事实上,尽管陈方正和杨振宁年龄差不过十数岁,但前者接触到后者这个“故事”本人,要直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杨振宁已经近六十岁了。

1980年1月,在广东从化召开了一场粒子物理学大会,陈方正见到了坐在主席周培源身边的杨振宁。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香港中文大学校方收到了杨振宁来访的提议。当时,陈方正刚刚从物理系转到了大学秘书处工作,负责这趟来访的接待。“此后与杨先生来往频繁,开始相熟。”陈方正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此后两人数十年的友情是如何发展的,我们无从得知完整的个人故事。但是杨振宁几个重要寿辰时陈方正身份的变化,见证了这两位同为物理学家的学者,在往来中逐步相熟、演变为老友的过程。

1983年,为庆祝六十岁生日,杨振宁出版了《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陈方正随后收到了有题款的礼物一册,除了感到欣喜,自觉“不免有些意外和惊讶”。

把时针快进到二十年后,杨振宁八十岁华诞。彼时,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杨振宁教授八十诞辰学术讨论会”,在这个研讨会上,陈方正发表了英文演讲,题为“杨振宁的世界:物理与对称以外”。陈方正在讲演中动情地说,我们今天在此所景仰的杨教授不但是杰出科学家,更是伟人,他的忧伤和快乐,他的愿望和苦恼,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和体会的。

2012年,清华大学举办了杨振宁教授90华诞学术纪念会。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的陈方正,与哈佛大学教授吴大峻、犹他大学教授吴咏时、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等人一起,在活动上发表演讲,再次向大众讲述这位物理学大师不同角度的非凡人生。

步入95岁时,杨振宁将八十五岁定名的自选文集《曙光集》再次定名为《晨曦集》。而他的朋友,陈方正,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的身份,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只是务实”》的读后文章。在其中,他评价道:“杨先生曾经多次承认,自己非常幸运:从天赋、家庭、教育、事业,以至晚年第二次婚姻都莫不如此。但我想,他觉得一生最幸运、最高兴的事情,应该莫过于见到中国终于脱离屈辱,而日益富强起来。他在八十五岁的时候将自选文集定名为《曙光集》,又在九五高龄将现在这本文集定名为《晨曦集》,这都是要表明中国已经度过漫漫长夜,行将见到旭日东升。”

到了2022年杨振宁百岁华诞之时,陈方正参与编辑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这本文集邀请了杨振宁的亲朋、好友、同行、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士根据自身经历、回忆和印象撰写62篇文章,从各种角度记述杨先生的为人、处事和治学。位列编辑委员会,可见此时,陈方正已经成为了杨振宁重要的伙伴。


中国文化书院的老朋友陈方正

与此同时,陈方正不但与本次分享主题人物——物理学家杨振宁——有着诚挚的友谊,他也是设立了“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的中国文化书院的书院导师。

很巧的是,陈方正与中国文化书院的相逢,同样也发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

根据陈方正回忆,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民间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1986年,陈方正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正好撞上了这股文化热潮。1988年,他和今日的中国文化书院院长陈越光相识,陈方正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此后,陈方正经常参加中国文化书院的活动,逐渐成为了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个团体的一位“老朋友”;20世纪九十年代起,陈方正正式担任书院导师。

2018年,由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的陈越光所著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出版。它根据历史资料追溯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创院经过及创院人物,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以及所经历的内部分裂和动荡。

在陈越光的自序前,是陈方正所撰写的序文《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事实上,推动了这本于书院而言意义非凡的著作的人,按陈越光所述,正是陈方正。“方正兄学贯中西,与我亦师亦友,他是最早提议我写八十年代历史事件和当年经历的朋友之一,对本书初稿他提出过重要意见,并为本书写序。”陈越光在此书自序中如是记载。

有趣的是,陈方正在序文中秉持了学者谦虚又严谨的风骨,自谦说,他之于书院,只是个经常参加活动的熟朋友,在八十年代连类似于“客卿”的“导师”都算不上。因此对书院内部,几乎是“一无所知”,仅有的一点了解,都是得之于个人记忆,以及从外部、从大处观察,而几乎没有来自内部的经验。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也在这篇文章中,一语中的而语重心长地指出了眼下中国文化书院所面临的时局和挑战:“三十年一晃过去,高等教育体制大幅扩展,学术氛围沧海桑田,各种知识、文化传播渠道更是无孔不入。因此,当日如饥似渴追求文化滋润的群体已经消失殆尽,最少也是在迅速减退中。这个时代性的巨变是不可遏止,也无从逆转的。它注定了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自由结合只能够以交谊、雅聚小团体的方式存在,而再不可能如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那样,轰轰烈烈地发展成为立足于社会整体,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对此我们不必‘怅望千秋一洒泪’,但必须承认,今昔之间的确是‘萧条异代不同时‘了。”

以及,对老友陈越光的一点,既是同事、也是朋友的期待:我们更热切期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民间文化运动,描绘出更全面和详细的画图来。


在西湖大学,陈方正的演讲将如是展开……

陈方正曾经在《晨曦集》发布时,概括说:“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5月27日,陈方正,这位杨振宁的老友、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将走上西湖大学学术会堂的舞台,和大家再次分享杨振宁的人生。立足于本次的主题,《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合》,他将再次对这位科学家的百年壮阔人生,作出独到的解读。 

以下内容为陈方正所提炼的讲座梗概,仅作当日分享的“剧透”,供大家先睹为快——

杨振宁是当之无愧的科学伟人:在基本理论方面,他所提出的非阿尔贝规范场理论成为深切了解基本粒子之间四项相互作用的其中三项奠定基础,从而大大增进人类对于大自然在最深层次结构和作用的认识;在粒子物理学方面,他与李政道所共同提的出弱作用是否宇称守恒问题导致一个多年来未经实证的基本假设被推翻,由是为他们赢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在统计力学方面,他同样有许多精妙的重要发现。更意想不到的是,他有两项重要物理学发现与同时代的数学发展不谋而合,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在领导科学发展与国际合作,以及推动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这两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了解杨先生并不容易,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学问博大精深,更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满剧烈变动和不可消弭的冲突。要在这样的时代和世界中充分发挥个人才华,而又不辜负父母、师友、广大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际同行对于他的厚望,还有他对于自己的期许,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大可能的。因此,在巨大成功的背后,他同样要忍受常人经常面对的矛盾、煎熬、痛苦。不过,如他自己一再强调,他非常幸运,这不止于上天所赋予他的卓越才能,他所碰到的难得机会,以及由是而带来的成功与声誉,还在于他在后半生所选择的安身立命之道。事实证明,这选择不但明智、符合初衷,也为他带来幸福和安泰。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以和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爱因斯坦、麦斯威尔、牛顿等前辈大师相比,但在人生道路上,他却比前五位都幸运得多,只有牛顿与他大致相当。如今杨先生年迈期颐,他的人生和学问犹如峰峦起伏,蕴藏无数深壑与幽谷的雄山峻岭。

主讲人陈方正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院士,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广西岑溪人,1939年生,1949年随家人迁居香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物理学学士及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物理学博士。1966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转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迄今。2004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请出任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200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赠荣誉院士名衔;2007年起担任物理系名誉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史等,近年致力于科学史研究。

主要著作

《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三联2009,该书获颁2009年度国家图书馆文津奖);

《迎接美妙新世纪 ——期待与疑惑》(北京三联2011);

《用庐忆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及同书繁体字版《当时只道是寻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现代世界的建构》(广东人民2018)及同书繁体字版《大逆转与新思潮》(香港中华2018);

《继承与叛逆》增订版(香港中华2021,北京三联2022)。

编辑及校订

《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及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其他学术工作

与大学同事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主编“现代化衝击下的世界”丛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担任“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2003)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2003)之共同主编。

担任《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香港商务2022)及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C N Yang Centenary (WSPC, Singapore, 2022)之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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