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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古希腊长篇史诗《伊利亚特》,人人都能想起,这是一部被反复提及的经典之作。但很遗憾,多数人的下一步反应往往是,“没有读过”。作为今人,我们应该如何品读历史久远、洋洋万言的“大部头”?作为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我们又该如何克服望而生畏,可以从哪些路径,去更完整地感受荷马史诗的魅力?
西湖大学徐益明讲席教授、副校长邓力曾说,科学创新很多时候来自某一瞬间的灵感,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全面加强自己的个人修养,包括人文史哲和艺术的修养,以捕捉灵感到来的那一刻。
WeMeet第46场 ,我们特意邀请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为西湖师生专场解读“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与历史”。“This low on Earth, that gently bending o'ver, / a Father one, and one a Son, deplore……”当他缓缓念出英国诗人蒲柏所翻译的《伊利亚特》中的诗句时,报告厅的空气瞬间安静下来。正如本场讲座的主持人、通识教育中心人文学教授来国龙教授所言,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人文学者经常结合在一起。
《伊利亚特》其书
顾名思义,我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如同其他来源清晰的著作一样,荷马史诗的作者,正是名字出现在书名中的、生活在公元前9世纪-8世纪的古希腊盲人诗人荷马。但高峰枫借由一个有趣的史实,补上了这本作品更完整的背景,也就是文本流传的情况。
“西方古代文献当中对这个诗的记载,是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一个国王开始从民间征集史诗——要花钱买,就像汉代刚刚建的时候从民间征集图书——比如说你贡献一行,给你多少钱,”他描述说,“可能这个史诗还没有正式写定,它是一个民间流传的状态,没有正式的写在纸上或者是纸草卷子上。所以,这个诗一开始这个诗是口传出现。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以后,开始用文字形式书写下来。”
统称为“荷马史诗”的是两部长篇史诗,分别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利亚特》讲述的是特洛伊十年战争中最后一年的故事,始于希腊英雄、将领阿喀琉斯的怒火,终结于怜悯,因为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的父亲、特洛伊国王达成短暂的和解。《奥德赛》讲述的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从战场返回家乡,一路碰到的各样奇闻异事。
天文、历法、战争、地理、爱情、家庭……在这两首长诗中,我们能找到人世间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包含了人类的所有经验,高峰枫点出了荷马史诗的文学地位,说:“这两个诗是西方欧洲文学的起源,就像我们说到中国文学最早的文学名著应该就是《诗经》,西方文学也是,西方文学的起源就是荷马史诗,它是欧洲文学的开端。”
高峰枫也给出了阅读荷马史诗的小窍门——记住这6点基本文学特征:口传史诗(决定了它行文的特点)、“半途而起”(从事件的中间开始写)、程式化套语(一套固定、传统的表达方法,根据情况进行变化)、一半以上的篇幅为角色间的对白、人物有固定名号(每一个著名的神灵、英雄出现的时候伴随着对他固定的修饰语),经常有大段的比喻。下次翻开荷马史诗的时候,不妨克服对卷帙浩繁的畏惧,试一试,心中是否会多上几分气定神闲?
蒲柏与其译作《伊利亚特》
“欧洲文学的几个最基本的主题,在两首诗当中已经呈现的非常清楚了。”高峰枫这样总结荷马史诗留下的“文学遗产”。这些主题,包罗了战争、命运生死、个人对群体的责任、杀戮和怜悯、探索外部世界和自我发现、神灵和人世的关系,等等……
但倘若提到这部原文以希腊文著成的文学作品的影响力,绕不开一位在英国文学史上举重若轻的人物:英国18世纪大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英国18世纪文学,前面半个世纪往往可以称作‘蒲柏的时代’,蒲柏在英国的文学史上地位非常崇高。”高峰枫介绍道。
蒲柏出生于1688年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恰逢英国“光荣革命”,天主教教徒群体受打压,因而他的教育主要靠自学,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靠着自学成才,蒲柏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等;但同时,活跃在文学界的这个身影,虽然心气很高,却因童年时身患骨结核,是个残疾人。在20岁左右时,蒲柏前往伦敦文学圈,靠自己的作品赢得了名声,而后萌生了翻译荷马史诗的念头。
“《伊利亚特》是24卷,他分成6册,每次翻译4卷,每一年推出一册,每年翻译4卷书,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因为蒲柏翻译《伊利亚特》,所以后半生财务自由。因为这次翻译,他赚了很多钱,这个事儿是很有意思的。”高峰枫向师生们点出,不同于大家成见里浪漫主义作家“贫困、多病”的形象,蒲柏圆融地实现了作家与商人“双重身份”的结合,这是非常罕见的。
在厘清作家的基本情况后,高峰枫便带大家开始赏析蒲柏在诗句中施展的才华。他着重选择了《伊利亚特》第24卷结尾中的诗句,描绘的是年迈的特洛伊的国王突然跑去阿喀琉斯的住所,恳求对方归还儿子的尸体——这个故事是“欧洲文明一个很著名的场景”。
拿以下6行诗句(节选)为例子:
Then with his Hand (as prostrate still he lay)
The Old Man’s Cheek he gently turn’d away.
Now each by turns indulg’d the Gush of Woe;
And now the mingled Tides together flow:
This low on Earth, that gently bending o’ver,
A Father one, and one a Son, deplore
这其中,既能见到蒲柏特色的“英雄双韵体”诗体——每两行是一个单元,是押韵的,两行以后进入下一个单元,下面两行是押韵,要换韵。也能品味到蒲柏对用词的打磨——比如,对“眼泪”的表述,在短短数行中换了两次词语。“Woe表示悲哀,gush表示液体的喷涌,这是一种诗歌的写法,就是悲哀的喷涌,实际上就是表示眼泪的意思,”高峰枫逐行分析,“仍然是在说眼泪,这个tides用了一个比较抽象、文艺的字说眼泪”。
这几行诗中,我们还能看到蒲柏像电影导演一样,在诗句中平衡分布两个人物的“戏份”。高峰枫说:“蒲柏这几行好像电影一样,这个镜头前半句切到这个人,后半句移到这个人,镜头在两个人之间均匀的分布……这显示出这个诗人在翻译《伊利亚特》时高度的设计和巧妙,不仅仅是把意思翻译出来,通过这种诗歌、诗行前半句后半句的安排,实际上这个场景是有一种在语言结构上的扣合。”
欣赏蒲柏翻译中的审美意趣,自然令人沉醉在其文字之优美、构思之精良。但事实上,对蒲柏译作的解读,并不只是孤立的文学分析,它也代表着理解荷马史诗的路径之一;这场讲座,也等于是一场案例研究的示范。“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切片,把18世纪英国大诗人切出来看一下。”高峰枫说。
在了解主题各异的“路径”研究前,我们有必要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话题,正构成和诉说了荷马史诗宏大的“接受史”——这部作品与西方文学关系如此之深,3000年以来,欧洲文明如何去接受和解释这部作品,也构成了欧洲的文学史、文化史;它承载着远超过一部普通长诗的深远意义。高峰枫解释说:“这个史诗本身具有一种原初性,一开始就是一个奠基性的文本,造成了后世所有人都在拿它说事儿,或对它做出某种回应、解释或者某种质疑。”
这也意味着这些主题研究,“读懂”的不止荷马史诗;它们可以成为理解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不同窗口,也可以成为“通往”历史上某个特定时代的桥梁。高峰枫建议:“比如说你对一个时代感兴趣,可以考虑通过荷马史诗这个窗口进入这个时代的文学、学术,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入手的途径。”
那么,这些主题有哪些呢?主讲人高峰枫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前苏格拉底哲人与柏拉图的道德批判。公元前4世纪、5世纪的时候,有一批哲学家他们开始批判荷马史诗中那些神的贪嗔痴爱;这也是希腊文明最早的批判传统的起源之一。
又比如,维吉尔的文学模仿和改造。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基本上就是对荷马史诗的高度原创性的模仿,同样包括了战争和漫游的主题,以非常高明的手法继承、又改进地处理了前代文学经典作品。
再比如,美国学者Milman Parry关于荷马史诗是口传诗歌的理论。他在20世纪30年代前往当时的南斯拉夫采风,在记录当地民间流传的口传史诗时,发现它们与荷马史诗的高度相似性,因而建立了一个说法;最终,这个说法也被学界所证实。这也是一个高度国际化、跨文化的项目,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发现。
此外,还有希腊化时代的校勘整理,斯多噶派哲学的寓意解释,文艺复兴关于荷马与维吉尔的对比,法国18世纪新一轮的道德攻击,历代教育家、学者的笺注,20世纪的歌剧、Michael Tippett创作的King Priam (1962),2004年的电影Troy,等等……
你可以由此按图索骥、发散开去,找到你喜欢的方式,步入“读不尽”的荷马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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