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心讲堂夏季公开课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周濂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现场，与其说这是一场个人观点的输出，不如说是借历史人物之口，向观众发出“灵魂的拷问”——

改变或者不改变？你的选择是什么？

思考抽象的哲思问题往往可以从回答具象的问题开始。

周濂在开场用几个问题，帮助在座观众厘清什么是简单事实和复杂事实。面对简单事实的改变，人们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来改变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当你预言“今天杭州是一个大晴天”，但事实上下了一天的雨，很自然地你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可是，面对复杂事实，人们的判断和态度却会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应该允许无人驾驶汽车合法上路吗？这是周濂举的其中一个例子。

经济学家、行业工会代表、汽车制造商、安全专家、伦理学家，各领域的专家从各自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每个人看到的事实不一样，做出的判断也不尽相同。

周濂借用美国兰德公司对于后真相时代的总结，表达了面对复杂事实，我们越来越难以做出判断和抉择，而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极容易陷入部落主义，由于“你们”和“我们”的对立，进而陷入情感的漩涡，而这时，客观事实似乎变得扑朔迷离甚至不再重要。

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政治社会领域，作为一名习惯于反思的哲学工作者，周濂在现场将其延伸到了与西湖大学更为贴近的科学领域：是否存在与人类视角没有任何关系的科学事实？

周濂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开始讲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经举的例子：有一个意大利的女议员曾提出，应该禁止人们将金鱼养在圆形鱼缸里，因为圆形鱼缸会扭曲金鱼的视线，这么做相当不“鱼”道。

看似荒谬吗？霍金不这么想。他反问道，人类如何得知自己看到便是真实？人类难道不是也有可能处于某个大鱼缸之内，被一个巨大的透镜扭曲着视线吗？

这与中国古代濠梁之上的那场辩论颇有相似之处，都在于：如何得知金鱼眼中的世界怎么样？既然不知，又如何比较？

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如何思考？

周濂还是没有给出答案，他继续举例追问，科学史上著名的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到底谁更符合世界的真相？在霍金看来，哥白尼体系并不比托勒密体系更真实，因为人们可以用任何一种图像作为模型去观测宇宙。

既然任何观察都不是纯粹客观的，不同知识背景的观察者在观察同一事物时，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进一步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观察同一事物这件事情，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哲学家尼采甚至说，没有真相，只有解释。

这样一路想下来，似乎必然会让人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

周濂引用霍金的观点：虽然关于外部实在的描述都依赖于特定的模型，但是模型和模型之间并不是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一个好的模型应该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周濂认为霍金的思路对于人文社科学科的启发在于，不同传统、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哪怕没有真假之分，但仍有优劣之别。在评价不同传统和文化的时候，必须寻找并且建立起类似的标准，唯其如此，才有摆脱相对主义的纠缠。

为什么复杂事实的改变并不是那么的一目了然？

周濂提出了一个关键词——信念之网。这个概念来自著名哲学家威拉德·奎因，信念之网的中心是逻辑和科学规律，它只在边缘处与经验观察保持接触。信念之网具有超强的韧性，当观察数据与理论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不会轻易放弃对自身理论和范式。因为多数的事实改变只是边缘性的经验证据的改变，信念之网可以通过内部调整来回应来自经验事实的挑战。

不同体系相互遭遇的时候，不仅是事实之争，更是范式之争。而且，当新范式开始挑战旧范式的时候，新范式顶多只是解决了旧范式的一部分问题，大部分解答仍然很不完美。

以哥白尼体系为例，周濂解释道：“在解释金星的相位时，哥白尼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开普勒提出三大定律之前，哥白尼理论几乎无法改进托勒密体系所做的行星位置的预测，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哥白尼体系并没有展现出他在事实解释上的优势。”

这么看来，哥白尼岂不是在罔顾事实的改变？他的科学精神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周濂借用伽利略的评价，“在理性的指导下，他（哥白尼）坚定而持续地肯定看起来与感觉经验相矛盾的东西。” 

这就是哥白尼的科学精神——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有人提出与信念不一致的证据。

与此同时，周濂立刻引用爱因斯坦作为补充。爱因斯坦曾说，当他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如果没有在经验上观测到广义相对论对谱线引力位移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是站不住脚的。

爱因斯坦的科学精神体现在——为避免滑向“荒谬的信念”，一个真正有批判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人会给自己设立“判决性证伪”的标准：在什么条件下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科学精神正是对哥白尼科学精神的补充。

简单来说，一个真正有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会坚持“或谬原则”，也即“我可能是错的！”

可问题恰恰在于，改变想法是困难的。

讲座最后，周濂分别分析了“知错、改错、不认错”、“知错、不改错、不认错”以及“不知错、不改错、不认错”等现象，并逐一做了社会心理学的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