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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王小凡的72小时
人物故事
公共事务部 2023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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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部
    世界看上去很通透,空气质量指数降到了49,蓝天白云,浙AW20C2行驶在莫干山路上,下午2点30分,这是2023年初夏的一天。
    王小凡看着车窗外,打量着这个城市。1982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第一次来杭州,来同学家游玩。当年,他参加了首届“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赴美留学。
    “这些行道树都还在,长高了。”王小凡的目光还是盯着移动着的道路,68岁的年纪,稀疏的华发,说话轻声细语,像一个温柔腼腆的少年。
    一路上,他和西湖大学董事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聊天,问年轻人:“你在哪里长大?”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特别想问王小凡的。作为杜克大学讲席教授、西湖大学董事、顾问委员会委王小凡的少年经历十分传奇——小学没能读完,做了8年工人后,靠自学考上了大学,最终成为知名生物学家。
    2点45分,小车停在了浙江省科技厅。在五楼科技会堂,浙江省科技系统的工作人员大概100多人等着他做报告,报告题目很具体——给科技系统讲国际生物医学前沿进展及科研管理。

“大家要管理好手中的科研经费,都是纳税人的钱,你们看,这么热的天,还有人在奔波送外卖。”王小凡在讲台上,说出了他一路的凝视。

他一个人背着包出差,参加西湖大学的会议,给省科技厅做报告,去儿童医院交流……三天72小时,在这些行程间隙,我们插空做了采访。

68年的人生,离开祖国41年,王小凡一直在为中国科教事业行走和发声。

王小凡
全文4000字,阅读约6分钟

#1

白布都染了黑

此行杭州,王小凡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西湖大学公共关系委员会的会议。作为校董,王小凡同时身兼西湖大学董事会公共关系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的委员。在财务委员会,王小凡比较熟悉科研经费的使用,可以给出专业的评估。对于公共关系,王小凡说:


“一个大学,需要和社会公众各方面建立连接。”


会后的午餐时间,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赶来。两人相差12岁,都属羊,都从河南走出来,相识相知超过20年。


“你们可能不知道,王老师的经历十分传奇,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励志剧。”施一公一句话,把时间拉回到1970年。


    那一年,15岁的王小凡从新疆搬家到河南。妈妈已经提前两个月到南阳了,他带着奶奶和妹妹,在许昌下的火车,再坐汽车走许南公路到南阳。
    许南公路,一路上都是拉煤的人,附近有平顶山煤矿。王小凡留意到,这些人穿的都是自己织的土布,“白布都染成黑的了”。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社会差异。
    王小凡的成长环境优于大多数中国人。父亲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工作,母亲是新疆石油学院的老师。
    但随之而来的文革,颠覆了他的家庭和人生。父亲被送去农场“改造”,原本拿笔的手忙着挥洒锅铲。母亲被批斗,优秀的文字功底整天用于写检讨。王小凡刚读六年级,学校也停课了,写满母亲名字的大字报和标语,贴到了家里,贴到了床头。
    1970年,15岁的王小凡跟随母亲工作的迁移来到南阳五岔沟。一家人分到了风口上的一间小房子。起风的夜晚,王小凡负责爬上屋顶加砖头,防止屋顶被吹走,他是当时家里“唯一”的男人。
    每天,王小凡要走两里黄泥路去工厂打热水和打饭。遇到下雨,多年前母亲上访途中买的黑色雨伞发挥了神力。他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撑着伞,把水壶挂在伞柄弯钩上,一脚踏入泥泞。
    在河南的八年,王小凡明白了什么是生活疾苦,他还记得,附近村民的孩子常会跑来看着他们吃饭。后来,他才知道,只有工人能吃上白面馒头,很多人的主食常常就是红薯。
    被“文革”中断的学生时代,让王小凡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找一份工厂里安稳的工作。但即使进入工厂,他的聪慧依然难以被掩盖。
    他的自学能力很强,工厂里都叫他“百事通”。1972年的时候,他被派到宝鸡的石油部第一机械厂学习,学做齿轮,需要用到分数的概念。王小凡心里一惊,被文革中断的小学六年级,当时就是在学分数。为了解决技术问题,王小凡和同龄人借来了一套初中数学书自学,在后来的测试中,他这个小学生,超越了所有初高中毕业生。
    1977年恢复高考定在冬天,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王小凡自学了几个月,就去考了,英语全是涂鸦一样答的,考了9分。
    第二年高考,考完他就去武汉出差修零件去了,在东湖上划船,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山上有几个飞檐的建筑,他问同行的武汉同事:
    “那是什么?”
    “武汉大学。”
    “哦。”
    第二天,工厂发来急电:“速返厂体检”。工厂5000多个人,就他一个考上了,这次超了本科线40多分。王小凡都没和家里商量,就报了武汉大学生物系。
    王小凡骨子有一种“只做最好”的劲,大学里表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三年半修完了所有课程,主动要求提前毕业。1981年,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考试,王小凡考了第一名。考试题目是美国几所大学出的,全英文答题。

#2

那个经常写信的人

在浙江省科技厅的讲座上,王小凡准备了十几页密密麻麻的PPT,详细介绍了国际生物医学前沿进展及科研项目管理。比如我们经常说鼓励原创研究,但如何判断一项原创研究的价值?如何评估一个科研项目所需要的经费?为什么经费太多反而会阻碍研究的深入?这些都是技术问题,需要一个个系统的方案。


“我们经常说,十年磨一剑,但怎么判断你可能是在磨洋工呢?”王小凡犀利的时候,说话还是轻声细语。


现场有一位来自地市的科技线工作者提问,当地引进了几十家科研机构,每年投入的经费不小,如何评估产出?王小凡说,可能对于地方城市来说,做原创基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应该和当地产业经济紧密结合。


说话不在于声音大小。对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王小凡是一个持续的建议者。


    2008年,王小凡联合施一公、饶毅等50多位国际知名学者给国家写信,呼吁提高博士生的生活待遇,建议被采纳。当时博士生普遍的补贴是每月300元。
    同年,王小凡组织国际专家团队,开始对中科院、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多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生命科学、医学专业进行评估,“推动了中国科研体制的评价改革”。
    有一次,在中南海组织的专家见面会上,工作人员向当时分管教育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这么介绍王小凡:“这就是经常给你写信的人。”据说,王小凡给国家部级以上领导写了超过50封建议信。
    2008年,施一公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位,以及刚刚收到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身份,选择回到中国。很多人不理解。王小凡却很理解——
    “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中国的艰难时刻,又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我们无比期待中国的强大,也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做一名旁观者。
    2015年冬天在北京,施一公约王小凡吃饭,告诉他要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希望王小凡从外部视角,帮助西湖大学做一些决策参考。
    王小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这个比他小12岁的“年轻人”,他一直心生佩服。王小凡用了“passion(激情)”这个词来形容施一公,“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是一件非常复杂而庞杂的事情,我相信一公可以,他永远是激情四射的,给人以梦想和力量”。
    并且,施一公愿意为之付出“牺牲”。比如经常跑出去募捐,经常参与一些让人“boring(枯燥)”的行政事务。
    王小凡在杜克大学做了30多年研究,专注癌症转移分子机制和肿瘤微环境相关问题的研究,他深知自己很不擅长也不喜欢做琐碎的行政工作。但西湖大学的校董会和顾问委员会,他几乎从未缺席。
    如果说施一公是厨师,王小凡就是帮他尝菜的那个人。在一次会议上,王小凡看见一份文件,施一公已经签字了,然后再上会讨论。他和施一公说,你这个流程有问题,很多人看到你的签字,可能就不发表意见了。施一公当即修改。
    2016年的一天,王小凡的一位中国学生在实验室聊天,他说在谷歌地图上找到了自己在山西的老家,好清晰的。王小凡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说:“真的吗?我想找一个地方!”
    谷歌地图从美国东海岸一点点挪动到中原,直到伏牛山的余脉渐渐平整。随着地图放大,王小凡慢慢辨认出了当年的厂房、宿舍、这个三线工厂已经废弃,冷却的世界只有植物郁郁葱葱。
    “这就是塑造了我价值观的地方。”68岁的王小凡说。

#3

敢不敢来西湖?

在西湖的最后一天行程,王小凡作为校董和西湖大学的PI(特聘研究员)们交流,讲研究型大学的聘用制度。西湖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力教授和王小凡在今年4月份就商定好了这个题目。邓力在开场主持中说,may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周六的下午,会议室来了90多位PI,差不多来了西湖大学一半的在职PI,还有几位外籍PI。

面对西湖大学的PI们,王小凡说,一个科学家最好是在风雨中成长,能打出局面来。“未来的挑战是,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能否成长为支撑中国科学发展的领军人物?”王小凡说。

西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王小凡经常听到周围人的声音是“要不要去西湖?”,现在5年过去了,他听到很多学者会说:“敢不敢去西湖?”

“因为刚成立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很犹豫;5年后,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人才队伍、研究成果这些都开始显现,很多人会觉得来西湖大学充满了挑战,难度不小。”

王小凡认为,好的科学家不是“教出来”的,这些年,他一直在推进中国科学评价体系的建设。他甚至直言,以发文章为评价标准,会导致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和投入,被顶级期刊的编辑兴趣所主导。

在他看来,如何培养年轻科学家成为科研领军人物,如何实现重大原创的科学突破,如何以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背后都和管理体制相关,而这也是西湖大学需要着力探索和尝试的方向。

王小凡喜欢读历史,在美国的时候,他跟着读初中的儿子一起自学世界历史,比如古埃及,因为尼罗河带来的农业周期性,某些方面和中国很像。“社会也是一种生命机体,这和生命科学相通,有着内在运行规律。人性需要一个制度约束,不然社会就会崩溃。”王小凡说。

就社会而言,人和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有一次在国内,他去理发,别人告诉他60岁以上老人可以半价。王小凡说,我不要半价,我需要尊重你的工作。

这位生物学家,一直在思考和关切社会。

1966年,在那场运动中,王小凡发烧了,参与批斗母亲的一位红卫兵,抱着王小凡就往医院跑。这件事让成年后的王小凡相信人性还在、希望还在。

巧合的是,王小凡生活过的南阳,在1992年时出现了一家农牧企业,几年前,这家企业成为了西湖教育基金会的捐赠人之一,这就是牧原集团。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彼此相连,正如这72小时,呼应着过往,牵引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