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与华为共同成长、身为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的田涛。

　　一位是与浙江共同成长、原新华社浙江分社一线政经记者、现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的胡宏伟。
　　上周二、周三，西湖大学iMeet人文社科系列活动第一次迎来背靠背两场分享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在iMeet系列中聆听关于政治、经济这样的硬核话题。
　　两位主讲人，前者从一家科技巨头的商业角度，后者从浙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角度，剖析我们身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中西湖大学的师生能做些什么。
　　切入点不同，落脚点却殊途同归。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些是我们可以长线持有的方法论。

　　眼见一定为真吗？洞察与思考至关重要

　　你以为，任正非是华为的“神”，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这位无所不能的企业家？错了。田涛说——
　　“你们知道华为出身是什么样的呢？出身就是二道贩子。任正非军队转业后去国有企业当部门经理，因为头脑简单被人骗了200万人民币，单位不要他了，走投无路之际就创立了华为。”
　　“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华为，90%是假的，说华为好是假的，说华为不好也是假的，不要被那些信息左右。每年都有记者问任正非，‘眼下是不是华为最艰难的时候’？今年华为面临美国封锁，问这个问题的记者更多了。但在华为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更多比这还大的困难，艰难的所有制改革、前途未卜的自主研发、核心团队出走……2000年前后任正非得了重度抑郁症，几次有自杀的念头。所以，任正非说，今天华为的压力和过去相比，十分之一都不到。一个真实的华为是血与泪的华为，是一路随时可能死掉的华为。”
　　那浙江呢？你以为，浙江自古便是江南水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错了。胡宏伟说——
　　“浙江要分北浙江和南浙江，这些词形容的是北浙江。北浙江基本是平原和水面，很温润，所以这里的人不愿意走出去，你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浙商没有几个是湖州人、嘉兴人；往南开始可不得了，山开始变多，人开始刚烈，浙江南部人很彪悍，浙商主要是温州人、台州人和义乌人。”
　　“浙江不像大家想象的得天独厚。浙江太小，面积在全国排倒数第四，比浙江更小只有海南、台湾和宁夏；更惨的是人多地少，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70%是山地，人均耕地仅0.55亩，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浙江还没有煤炭、石油、有色金属，人均资源占有量是全国倒数第一……”

　　所以，眼见未必为真，“公认”的评价也许只是刻板印象。如何洞悉事物的本质？答案也是我们日复一日强调的——学会贴地观察和独立思考。
　　田涛担任华为的顾问20余年，跟任正非的密切交流也持续了20余年。他曾写过一系列关于华为的书，一般数十万字的书稿，背后是面对华为几百个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数百万字访谈记录。他对华为的认知，是基于这样的零距离观察。
　　胡宏伟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是浙江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他极擅长以历史为横轴，以地理为纵轴构建一个思维坐标系，得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得益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观察与思考。以“三农”记者为起点，他在新华社、《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工作的30余年，也是深深扎根浙江政治经济洞察的30余年。“我在浙江打了一口洞察中国的深井，希望通过浙江透视中国，因为我认为浙江这片土地是具有中国价值的。”他说。

　　老天爷不赏饭怎么办？主动出击、坚持、再坚持

　　华为出身不好，但如今已排名全球500强第61位，面对美国封锁毫无惧色。浙江资源匮乏，但如今的GDP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12名一跃跻身至第一方阵第4名，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4年居中国第一。
　　田涛和胡宏伟，上来就给大家描述了一个企业和一个省和先天不足。在老天爷不赏饭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且活得还不错的？
　　唯有人的力量和坚持再坚持的信念。
　　华为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屋子专利的，当年的华为也是从模仿和微创新起步的，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活下来。田涛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通信市场短缺的社会，改革开放初期，10亿中国人只拥有200万部固定电话。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就得在通信基础设施上下工夫。但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没有像样的通信制造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所以就采取了两条腿走路，其中一条腿就是向西方公司敞开大门。美国、欧洲、日本的公司都是百年巨头，拥有强大的资本、人才和管理体系，但他们违背了一个商业基本逻辑，他们把乙方做成了甲方，价格奇贵，设备坏了也不好好维修，不去中国的农村，不去中国的省市级以下的地区。华为那时候技术很烂，产品很烂，也没有人懂管理。但就懂一条，你是客户，我们服务好；大城市进不去，我们就去乡村、乡镇、矿山。所以，早期华为在技术和产品很烂的情况下，把服务创新做到了极致。”
　　有了市场、有了成绩，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切。华为如此，浙江亦然。从产品经济进入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发展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浙江的改革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切从人出发，最终回归于人。胡宏伟也讲了一个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在瑞安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农民自己养的牛一个个膘肥体壮，凡是公社养的牛瘦骨嶙峋。一天晚上，他去一个农民家里，老太太说她是村里收入最低的，年收入七千多元。那是1981年啊，这个书记一个月一百元收入，年收入才一千多元。他是个睿智的人，大力支持温州的改革。浙江创造了太多的中国第一，浙江人胆子很大，但你以为他只是胆子大而已？是因为人有了自由创业、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动力，这一点很重要。你们无法想象温州人最长的班车开到哪里，从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一直开到乌鲁木齐，全长4750公里。他们在用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变个人命运，进而去推动国家的社会发展，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光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坚持也不行。
　　田涛透露，任正非把《阿甘正传》看了很多遍，甚至自称阿甘。“他花30年瞄准一件事，而且驱动着18万人和他一起走，直至变得伟大。”
　　而在胡宏伟眼中，浙江是中国改革最持久、最彻底、最成功的地方，浙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民间坚持，透过一届又一届政府自我革命释放民间活力，成为了中国的“东方启动点”和“中国模范生”。

　　没文化真可怕？可怕

　　谈古论今，都是为了照亮未来。华为的未来在哪里？浙江的前路又在何方？不管是田涛还是胡宏伟，都将目光聚焦在文化竞争力上。
　　华为对研发的投入，已经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故事。“华为有规定，每年销售额的10%以上要投入到研发，在早些年这个比例高至20%，甚至30%。截至去年年底，华为累积的专利超过8.7万件，其中90%以上是原创专利，2万多项是基础专利，也叫‘大专利’。”田涛说。

　　而浙江经济的钟摆，也从改革开放前20年的南浙江，摆到了北浙江，摆到了以发展生物医药、互联网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杭州。这与地理区位有关，也与文化实力有关。
　　“从地理上讲，温州即使再改变交通条件，对长三角城市群来讲也是天之涯海之角，就算是时速快到350公里的复兴号，温州到杭州也要开2个小时，但杭州到上海15分钟就够了。从文化上讲，浙江南部是穿草鞋的浙商，浙江北部是穿皮鞋的浙商。在革命和改革初期，文化未必很重要，但如果想有可持续发展，拼的一定是文化竞争力。浙江要起飞，重要的动力是高等教育。”
　　在胡宏伟看来，这也是西湖大学为什么一定会诞生在浙江的重要因素。从列数浙江历史发展转折点，到精准分析浙江经济现状，胡宏伟对浙江的未来、对西湖大学的发展充满希望。
　　“我个人认为，浙江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它依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这片土地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价值理念、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培育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西湖大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这个支点虽然不大，但只要你找准了它的杠杆，它是可以撬动的。未来一定是拼发展的源动力，而这样的源动力一定来自于像西湖大学这样高起点、研究型、具有引领性的优秀大学，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西湖大学发展进步的好声音。”

　　两场以经济、政治为主题的分享会，吸引了满座的理工科博士生和研究员。看似与科研学术关系不大的内容，实则与在座的每一位师生密切相关，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个人的命运与发展总会被裹挟进社会大潮之中。
　　华为只是一家企业，但能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博弈；浙江只是一个省份，但能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西湖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在贴地观察、独立思考、解放天性、坚持不懈这些方法论之外，习得把握时代脉络、勇敢回应时代挑战，同样是我们在科研日常之余需要具备的素养。而将西湖大学置于时代大背景下去解读，我们也才更能理解，我们所投身的事业，是应时势之变，更是应教育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