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青年群像簿•五四季 | 意想不到的偶像人生

来源:公共事务部 发布时间:2020-05-04 作者:冯怡、徐珊

今天是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

一晃眼,新千年已走过20年。

最早的一批90后,也进入“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立起了啥?成家?立业?有所成就?

看看繁华的朋友圈,有激情,有欣喜,也有焦躁,有彷徨。

钱塘江畔的西湖大学云栖校区,五一小长假夜夜通明的实验室灯火,昭示了同样的心情。为人生、为梦想,一群年轻人正在这方寸之地不懈战斗。

每一种伟大都由平凡书写,每一个奇迹都由奋斗创造。

翻阅20年前的西湖青年画像,施一公、许田、仇旻、李子青……今日偶像们的人生,也同样曾面临“三十而立”的压力和困惑。

面对眼前逐渐展开的广阔天地,青涩的他们也并非从一开始就知晓前方长路该如何前行,每一处分岔路口又该如何抉择。

这个五四青年节,让我们穿越一回,看看20年前的西湖青年,如何在冥冥中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施一公

结构生物学讲席教授、西湖大学校长

2002年,施一公与夫人在佛蒙特滑雪


2000年时,施一公还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名普通助理教授。他创造了那个年代骄人的业绩,却在若干年后又自我“反省”。

1990年,施一公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1998年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2000年的施一公,正处于人生的爬坡阶段,虽然速度比一般人要快得多。

“那会儿的想法挺简单,就是多出好的科研成果,建立自己在领域内的学术信誉。这是在一所世界顶尖大学立足的根本。”施一公说。美国大学一般实行长聘与准聘相结合的聘任制度,只有被聘为副教授或教授职务,才算拿到了“铁饭碗”。“助理教授”还属于“合同工”,合同结束时如果通不过同行评估就得卷铺盖走人。

当然,施一公并不担心这一点。2000年是他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第一年,文章一篇接一篇发,还都是在CNS这样高级别的期刊上。但他依旧很拼:“每天泡在实验室,一天只睡4个多小时,那是人生最富有激情和冲劲的年代,想干事,要干事。”仅仅在一年之后,他就升职为副教授,3年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也就是在这一年,施一公第一次意识到基础科研在应用领域的重要价值。这一年的9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主任Richard Klausner打电话来,邀请他去做一个报告并研讨开发抗癌药的策略。“最初我很奇怪,我的工作是基础研究,总觉得跟制药和应用距离挺远。”施一公说。后来他意识到,正是他的这项科研成果为创新制药提供了一个关键线索,可以很快应用于开发新药:“那是有别于论文发表的成就感!原来我们可以靠一己之力,让世界变得更好!”

因为出色的业绩,绝大多数年轻人所忧虑的房子和科研经费问题,在施一公这里都不成为问题。然而若干年后,当施一公再次忆及这段日子,却又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总在想,当时我应该更大胆一点,去冲击那些挑战性更大、也更充满不确定性的课题,在我人生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年代。”

或许正因为这样,在西湖大学创建之后,施一公总是一遍遍鼓励年轻PI:一定要大胆创新,要做最前沿、最具挑战性的研究。

他也格外关注年轻助理教授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住所和孩子的教育。“我们努力创造一个‘拎包入住’的氛围,尽最大可能为年轻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在自己的黄金年代,释放出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许田
遗传学讲席教授、西湖大学副校长

许田在耶鲁办公


2000年那会儿,耶鲁大学遗传学系内部刚刚批准许田成为终身教授。作为奖励,家人为这位“穷教授”买了一辆3万美元的小汽车。

假设你是一个38岁的男人,携全家在美国生活到纽约工作offer的妻子,为了支持你的事业,放弃这个工作机会,以便照顾孩子。请问你人生的重点是什么?没错,是养家——这就是20年前的许田面临的人生课题。

在外人看来,许田在事业上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他被谈家桢举荐进入耶鲁大学读博士,然后在2000年,成功收到了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授予通知,成为耶鲁第二个华人教授。对比别人的十年磨一剑,许田取得这个头衔只用了7年。家里一致决定给他买一辆3万美元的汽车以示庆祝,让这位“穷教授”终于告别了他驾驶多年的“小破车”。

那会儿的许田,已经发表了生长调控领域的相关论文。这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冷门”的课题,源自于对他自学生时期就酷爱造访的耶鲁大学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骨架为什么那么大?蚂蚁为什么那么小?许田的疑惑很朴素,却无心插柳为癌症和罕见病的治疗点亮了新的路径。所以他现在经常对学生说,科学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所以以兴趣为导师、尊崇自己的内心,很重要。

科研以外,养家糊口的担子不轻。就在2000年,他与合作伙伴乔纳森·罗斯伯格一起,在耶鲁大学附近筹备起了罗斯伯格研究所孵化器。未曾想,这个小小的创业之举,迄今已经成功孵化了13个公司,包括三家独角兽企业,不仅无愧于家人的付出,还走出一条高科技公司孵化的新路子。

一手做科研,一手支撑小家,日子已经忙碌无比,但千禧年之时,许田的生活还有另一重要部分——推动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他的导师谈家桢老先生,于86岁高龄,赶到美国耶鲁叮嘱他,不要忘记祖国和母校。

从1996年起,许田在寒暑假都会回国在高校上课,也帮助母校复旦大学成立了发育生物研究所,还担任了美中前沿科学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和中科院海外顾问。事实上,2000年左右的中国正在渐渐崛起,眼光锐利者如2001年与许田一起来华的耶鲁校长理查德·莱文,已经预先见到了这条东方之龙的腾飞之路。


李子青

西湖大学人工智能讲席教授

千禧年前后的李子青


2000年,李子青正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工作,一则意外的邀约,“搅乱”了他平静的心。

20年前,互联网悄悄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谷歌、搜狐、京东、腾讯、新浪相继诞生。街头巷尾,开出了大大小小的网吧,“滴滴滴”的新消息提醒和“笃笃笃”的好友上线提醒此起彼伏。

千禧年刚刚拉开序幕,身在新加坡的李子青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西雅图的邮件。同样研究计算机视觉的老朋友张正友向他抛来橄榄枝:微软中国研究院,有没有兴趣?

彼时,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一年多,作为微软在海外设立的首个研究院,仍处于招兵买马的关键时期;而李子青,在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领域耕耘了十多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又做了4年人脸识别方法研究,出过专著,发了很多论文,但却没有将理论“落地”的机会。

“Make it work.” 2000年5月,抱着这个想法,李子青回到中国,走进了位于中关村的微软中国总部,见到时任院长的李开复、首席科学家张亚勤、计算组负责人沈向洋、多媒体组负责人张宏江……

李子青加入了张宏江的团队,一年后,他便研发出世界首个实时人脸识别系统,比尔·盖茨接受CNN专访时为之讲解。再后来,李子青设计实施了罗湖自助通关系统、北京奥运人脸识别系统……

一晃20年,互联网行业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洗牌,人工智能炙手可热,“刷脸”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Make it work之后,李子青认为他的人脸识别使命已经完成,他重新回归数据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来到西湖大学组建实验室,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各行各业。在这所强调学科交叉的新型大学里,他如鱼得水。


仇旻

光学工程讲席教授、西湖大学副校长

仇旻在瑞典,新手“奶爸”刚上路


2000年11月22日10:15,仇旻在瑞典皇家工学院开始博士论文答辩。奔赴瑞典求学,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2000年那会儿的仇旻,刚刚抵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久。瑞雪、极光、烟花、音乐会……瑞典的千禧跨年夜,像极了童话里的新年。从杭州来到斯德哥尔摩,这是仇旻在瑞典过的第一个跨年夜。

但这一晚,在他的记忆里并无特别。他能记得的是,那一年他初来乍到,别人一张嘴,他懵了,因为听不懂带着各种地方口音的英语。接下来的日子,他接受过来者的建议,疯狂地看电影,每天2小时以上。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瑞典的地铁。每天一个小时,他从斯德哥尔摩西南面的住处出发,“咣当咣当”地晃到北面的KTH(瑞典皇家工学院)。在那条被叫作“红线”的绿皮车厢里,他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专业书,现在回想起来算得上是阅读效率最高的一段日子。

2000年11月22日10:15,仇旻开始了博士论文答辩。不久,便拿到了瑞典皇家工学院电磁理论工学博士学位。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博士学位,出国前他就已经是浙江大学凝聚态物理博士。那几年他年轻气盛,拼了命做科研。从1999年到2001年,短短两年间,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8篇论文。

仇旻毕业这年,美国科技股暴跌、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影响,逐渐蔓延到北欧。身在瑞典,他眼见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爱立信开始大量裁员。而电信通讯行业与他的研究方向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刚刚拿到KTH教职的仇旻旁观兴衰,加之数年后的全球产业转移,这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内心的选择。

“我总有一天要回国的,从一开始就这么想,只是时机选择而已。”他说。


Alexey Kavokin

西湖大学理论物理讲席教授

Kavokin与长子在法国登山


2000年,Alexey Kavokin在克莱蒙费朗第二大学任教授。

2000年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俄罗斯科学家泽罗斯·阿尔费罗夫、美国科学家赫伯特·克勒默和杰克·基尔比,因“发明快速晶体管、激光二极管和集成电路”为现代信息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知这一消息时,Alexey Kavokin正在法国中南部城市克莱蒙费朗,难以抑制地振奋。泽罗斯·阿尔费罗夫正是他在俄罗斯读博士时的导师,两人的研究方向一致。

几乎每一位年轻科学家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诺贝尔的梦想。对当时的Kavokin来说,导师的成就为他的梦想,照进了一点点现实的光亮,至少,让他更坚定地朝着“极化激元“这个方向走下去。

与诺贝尔奖一同蠢蠢欲动的,是Kavokin的国际化意识。当时,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已有一年多,身在法国的Kavokin切身体会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学术访问和交流越来越便利,也越来越频繁,这对需要思想碰撞的科研来说大有裨益。

尽管当时他刚刚组建起第一支科研团队,只有7位成员、6间办公室,但他为自己描绘了一个梦想的图景:有一天,组建一个国际化的研究中心,多个实验室之间彼此协同。但他从没想过,20年后,这幅图景会在大洋彼岸的杭州成为现实。


李西军

西湖大学先进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主任

读博期间的李西军


2000年9月,本世纪第一次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时,李西军刚刚完成《铁高压熔化线研究》的博士论文,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某所工作。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李西军想借空余时间从图书馆随便捡本“闲书”看看。其中有本微电子领域的“圣经”,就是施敏教授写的《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把他带进了半导体工艺技术领域。

微电子和他博士攻读的凝聚态物理没多大关系,为什么选这本书看?“单纯因为书写得好,能看懂而且喜欢!”李西军说,自己从小动就喜欢动手,别人家的小孩拆收音机,他却敢拆家里停摆的洗衣机。换活塞、接弹簧,还真就被他修好了。

博士毕业后不久,李西军去了日本,一边从事冲击波合成新材料的博后研究,一边继续从图书馆随便借阅更多微电子和半导体方面的书籍。要说李西军也是“艺高人胆大”,博士后期间写了一份利用微电子工艺研制集成光学器件的项目申请书,直接去应聘日本先锋公司的课题负责人,最后还真的被录用了。

20年前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随便学”微电子的李西军根本没想到,后来从日本到澳洲,他没有延续他所学的专业,离开了科研岗位,却半路出家,成了微电子工艺和设备领域的行家。自然,来到西湖大学,更不曾在他预设的人生轨迹中。

“工作也好,生活也罢,现在看来没一件事是可以预先完全规划好的,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李西军说。


于长斌

西湖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于长斌(前排左)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田径队出赛留念


当李子青离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准备回国施展拳脚之时,拿到了新加坡教育部全额本科奖学金的青葱山东少年于长斌,带着离家的开心和兴奋,在千禧年成为了该校本科生。

于长斌选择出国留学是出于“好奇”。尽管他成绩优异,高二时就得到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获得了保送名校的资格。

彼时,计算机开始进入普通家庭,但是机器人只在科幻片、动画片中见过。于长斌想做机器人,好让他们在恶劣危险环境中,去做救援和探测。由于没有机器人这一专业,所以就选择了计算机工程专业。但人生未来的图景,仍是一片混沌。他一心想着的是好好读书,多拿A,证明中国留学生的实力,也证明自己没有“白拿”新加坡人的钱。

完成本科学习后,亲眼见到新加坡和中国经济差距的于长斌,一度想早点工作。在拿到了丹麦物流集团马士基全球管培生工作机会后,他甚至都构想好了去过漂洋过海的生活了。

这时,“传统”的父母劝诫他,让他有机会还是要先读博士——这才有了后来取得澳洲政府亚洲奋进奖前往澳洲国立大学深造并任教,成功培养了数十名优秀博士毕业生的“于老师”。

于长斌7位数的QQ号,是新加坡留学期间注册的,陪伴了他20年。而他在本科面试时吐露的研究机器人的青涩念想,也在冥冥中贯穿至今。去年他刚刚摘得澳大利亚科学院约翰布克奖章,今年又入选科技部“智能机器人”重点研发项目指南专家。

更激励他的是,西湖大学在短短两年间,已经拥有多个不同方向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与高手一起协手作战,感觉很美妙!

 

2000年的西湖记忆还有很多。

比如年轻的哈佛同窗邓力和于洪涛,毕业后分别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走出哈佛校园的邓力,选择留在波士顿,加入布兰代斯大学。那几年,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一种自然而高效的催化剂,直到2000年,他们发现天然产物金鸡纳碱经过简单转化后所得的衍生物,可以有效地催化重要的有机化学反应。从此,通向新世界的大门被打开。

而2000年,正是于洪涛入职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的第二年。这一年,他获得了Burroughs Wellcome药学新研究员奖、Packard科学工程奖学金。对他来说,创新才刚刚开始。

当然,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年前天各一方创造着各自精彩的青年人,20年后不约而同来到同一个地方——西湖大学——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梦想,一切从“零”起步。


21世纪的第二个20年,已滴答计时。下一个20年世界将会变成怎样?

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马圣奕已追随着偶像而来,成为了西湖大学目前最年轻的博士生。

而百年前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犹在耳边: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代代年轻人的不甘平凡、锐意创新,终将成就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