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西湖说天下,华为顾问与澎湃副总编联袂而来 | iMeet ⑤&⑥

来源:公共事务部 发布时间:2019-11-27 作者:冯怡、张弛



一位是与华为共同成长、身为华为国际咨询委员会顾问的田涛。

一位是与浙江共同成长、原新华社浙江分社一线政经记者、现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的胡宏伟。

上周二、周三,西湖大学iMeet人文社科系列活动第一次迎来背靠背两场分享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在iMeet系列中聆听关于政治、经济这样的硬核话题。

两位主讲人,前者从一家科技巨头的商业角度,后者从浙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角度,剖析我们身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在这个阶段中西湖大学的师生能做些什么。

切入点不同,落脚点却殊途同归。不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些是我们可以长线持有的方法论。


眼见一定为真吗?洞察与思考至关重要



你以为,任正非是华为的“神”,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拦这位无所不能的企业家?错了。田涛说——

“你们知道华为出身是什么样的呢?出身就是二道贩子。任正非军队转业后去国有企业当部门经理,因为头脑简单被人骗了200万人民币,单位不要他了,走投无路之际就创立了华为。”

“你们在网上看到的华为,90%是假的,说华为好是假的,说华为不好也是假的,不要被那些信息左右。每年都有记者问任正非,‘眼下是不是华为最艰难的时候’?今年华为面临美国封锁,问这个问题的记者更多了。但在华为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有更多比这还大的困难,艰难的所有制改革、前途未卜的自主研发、核心团队出走……2000年前后任正非得了重度抑郁症,几次有自杀的念头。所以,任正非说,今天华为的压力和过去相比,十分之一都不到。一个真实的华为是血与泪的华为,是一路随时可能死掉的华为。”

那浙江呢?你以为,浙江自古便是江南水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错了。胡宏伟说——

“浙江要分北浙江和南浙江,这些词形容的是北浙江。北浙江基本是平原和水面,很温润,所以这里的人不愿意走出去,你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浙商没有几个是湖州人、嘉兴人;往南开始可不得了,山开始变多,人开始刚烈,浙江南部人很彪悍,浙商主要是温州人、台州人和义乌人。”

“浙江不像大家想象的得天独厚。浙江太小,面积在全国排倒数第四,比浙江更小只有海南、台湾和宁夏;更惨的是人多地少,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70%是山地,人均耕地仅0.55亩,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浙江还没有煤炭、石油、有色金属,人均资源占有量是全国倒数第一……”



所以,眼见未必为真,“公认”的评价也许只是刻板印象。如何洞悉事物的本质?答案也是我们日复一日强调的——学会贴地观察和独立思考。

田涛担任华为的顾问20余年,跟任正非的密切交流也持续了20余年。他曾写过一系列关于华为的书,一般数十万字的书稿,背后是面对华为几百个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数百万字访谈记录。他对华为的认知,是基于这样的零距离观察。

胡宏伟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是浙江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他极擅长以历史为横轴,以地理为纵轴构建一个思维坐标系,得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而这些得益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观察与思考。以“三农”记者为起点,他在新华社、《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工作的30余年,也是深深扎根浙江政治经济洞察的30余年。“我在浙江打了一口洞察中国的深井,希望通过浙江透视中国,因为我认为浙江这片土地是具有中国价值的。”他说。


老天爷不赏饭怎么办?主动出击、坚持、再坚持



华为出身不好,但如今已排名全球500强第61位,面对美国封锁毫无惧色。浙江资源匮乏,但如今的GDP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12名一跃跻身至第一方阵第4名,农民人均收入连续34年居中国第一。

田涛和胡宏伟,上来就给大家描述了一个企业和一个省和先天不足。在老天爷不赏饭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且活得还不错的?

唯有人的力量和坚持再坚持的信念。

华为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一屋子专利的,当年的华为也是从模仿和微创新起步的,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活下来。田涛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通信市场短缺的社会,改革开放初期,10亿中国人只拥有200万部固定电话。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就得在通信基础设施上下工夫。但我们国家在那个时候没有像样的通信制造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民营企业也没有,所以就采取了两条腿走路,其中一条腿就是向西方公司敞开大门。美国、欧洲、日本的公司都是百年巨头,拥有强大的资本、人才和管理体系,但他们违背了一个商业基本逻辑,他们把乙方做成了甲方,价格奇贵,设备坏了也不好好维修,不去中国的农村,不去中国的省市级以下的地区。华为那时候技术很烂,产品很烂,也没有人懂管理。但就懂一条,你是客户,我们服务好;大城市进不去,我们就去乡村、乡镇、矿山。所以,早期华为在技术和产品很烂的情况下,把服务创新做到了极致。

有了市场、有了成绩,才有了接下来的一切。华为如此,浙江亦然。从产品经济进入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一大二公发展到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浙江的改革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一切从人出发,最终回归于人。胡宏伟也讲了一个故事——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在瑞安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农民自己养的牛一个个膘肥体壮,凡是公社养的牛瘦骨嶙峋。一天晚上,他去一个农民家里,老太太说她是村里收入最低的,年收入七千多元。那是1981年啊,这个书记一个月一百元收入,年收入才一千多元。他是个睿智的人,大力支持温州的改革。浙江创造了太多的中国第一,浙江人胆子很大,但你以为他只是胆子大而已?是因为人有了自由创业、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动力,这一点很重要。你们无法想象温州人最长的班车开到哪里,从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一直开到乌鲁木齐,全长4750公里。他们在用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变个人命运,进而去推动国家的社会发展,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光有主观能动性,没有坚持也不行。

田涛透露,任正非把《阿甘正传》看了很多遍,甚至自称阿甘。“他花30年瞄准一件事,而且驱动着18万人和他一起走,直至变得伟大。”

而在胡宏伟眼中,浙江是中国改革最持久、最彻底、最成功的地方,浙江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民间坚持,透过一届又一届政府自我革命释放民间活力,成为了中国的“东方启动点”和“中国模范生”。


没文化真可怕?可怕


谈古论今,都是为了照亮未来。华为的未来在哪里?浙江的前路又在何方?不管是田涛还是胡宏伟,都将目光聚焦在文化竞争力上。

华为对研发的投入,已经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故事。“华为有规定,每年销售额的10%以上要投入到研发,在早些年这个比例高至20%,甚至30%。截至去年年底,华为累积的专利超过8.7万件,其中90%以上是原创专利,2万多项是基础专利,也叫‘大专利’。”田涛说。



而浙江经济的钟摆,也从改革开放前20年的南浙江,摆到了北浙江,摆到了以发展生物医药、互联网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杭州。这与地理区位有关,也与文化实力有关。

“从地理上讲,温州即使再改变交通条件,对长三角城市群来讲也是天之涯海之角,就算是时速快到350公里的复兴号,温州到杭州也要开2个小时,但杭州到上海15分钟就够了。从文化上讲,浙江南部是穿草鞋的浙商,浙江北部是穿皮鞋的浙商。在革命和改革初期,文化未必很重要,但如果想有可持续发展,拼的一定是文化竞争力。浙江要起飞,重要的动力是高等教育。”

在胡宏伟看来,这也是西湖大学为什么一定会诞生在浙江的重要因素。从列数浙江历史发展转折点,到精准分析浙江经济现状,胡宏伟对浙江的未来、对西湖大学的发展充满希望。

“我个人认为,浙江无论遭遇多大的困难,它依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这片土地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价值理念、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培育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在这个过程中,西湖大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这个支点虽然不大,但只要你找准了它的杠杆,它是可以撬动的。未来一定是拼发展的源动力,而这样的源动力一定来自于像西湖大学这样高起点、研究型、具有引领性的优秀大学,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西湖大学发展进步的好声音。”



两场以经济、政治为主题的分享会,吸引了满座的理工科博士生和研究员。看似与科研学术关系不大的内容,实则与在座的每一位师生密切相关,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个人的命运与发展总会被裹挟进社会大潮之中。

华为只是一家企业,但能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在发展过程中的合作与博弈;浙江只是一个省份,但能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西湖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在贴地观察、独立思考、解放天性、坚持不懈这些方法论之外,习得把握时代脉络、勇敢回应时代挑战,同样是我们在科研日常之余需要具备的素养。而将西湖大学置于时代大背景下去解读,我们也才更能理解,我们所投身的事业,是应时势之变,更是应教育之需。